内容提要:诗歌中体现着生态伦理思想,从诗歌发展史来看,古代诗歌、浪漫派诗歌和现代派诗歌有着不同的生态伦理观念，其中现代派诗歌的观念蕴含了今天生态中心主义的许多精神资源。

关键词：诗歌 生态伦理 生态中心主义 精神

一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史诗是精神的艺术品，对于史诗作者，“个人遭受精神威力的支配，形成他受难的情调，由于受这种威力的支配，他的自我意识便失掉了自由。”[1] 史诗的歌唱者是个别的人，由于史诗作者所处历史时代的局限，他这个个别的人还不是一个充分观照（自然）客体又反观自身的自由人，虽然他展现的世界不单纯是使人惊慌失措的自然力量，他在对象面前拥有自觉的激情，但他毕竟消失在他所吟唱的内容之中，他本人是无足轻重的，湮灭于那无与伦比的事件当中。比如说荷马，他通过记忆、追念、回想、想象所吟唱出来的希腊人乃至整个欧洲民族的审美的伦理的原始模型的意义，远大于他自身心灵解放的意义。他是一个战功显赫的伤残老兵？一个背着竖琴四处流浪的盲乞丐？抑或根本就子虚乌有，这些全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浑然天成的精神圣经。尽管我们说在《奥德赛》和《伊利亚特》里，自然充满神性和灵魂，但它对人来说是陌生的，没有构成与个人命运相联的精神价值和关系。所以在西方有一段漫长的历史中，人们尊重自然而又对抗自然，认为在人与自然的生态环境中，自然为人所利用；正如霍尔巴赫所言：“人必然地把自己作为整个自然的中心；结果他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触去判断事物。他只能爱那些他觉得对自己生存有利的东西；而必然要憎恨和畏惧使他感受到痛苦的一切。”[2] 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真实写照。

每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华夏民族作为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其史诗的散佚是最令人痛心的事件。就此我们必须抨击那些个创造了华夏民族文化典范的先贤，由于他们自觉的宗族伦理意识和人文精神，使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混为一谈，在他们粗暴的神话历史化运动中匆匆掬别了史诗时代。但是我们有一个灿烂辉煌的《诗经》时代，它作为史诗的一个横断面，使我们或许还能从中嗅出恢弘时代民族精神的某些余韵。然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从诗歌的发展史来说，《诗经》所面对的自然还是陌生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华夏民族在融入以长江、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并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共生共长的过程中，训练和创造了自己的哲学思维，采取了不同的对待自然的视角。从生态伦理的角度，体现这种哲学思维特色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生态从善性原则。而体现在《诗经》里，就是并非疏离自然，而是与自然相融合，彼此亲近和对话，爱屋及乌，推己及人，触景生情，借景寓意。自然扩展了人的精神世界，尽管我们再不会象在史诗里得到因主体与（自然）对象力量对比悬殊而产生的一种崇高和悲壮，但我们获得了更多的平凡的、自由的愉悦，获得了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体现了人与自然同一的伦理价值观念。

我们看《蒹葭》一首：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这是一首少年怀春诗。篇中的“伊人”是个可望不可及的姑娘，而少年想象着那令人徜徉的情境，对她暗怀着祈望，发着誓，做着白日梦。简单而有趣。

我们再看《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藏。

这是一首恋情赞歌。少年心里想着姑娘，想着想着不期而遇。诗人所抒发的快乐非常容易引起共鸣，而那景色的衬托则带我们进入一个童话般的怡人之境。

借助感官、听觉和嗅觉在时间和空间的运动，大自然名副其实地成了人们精神的家园。诗人们或者遵循儒家“厚德载物”的生态哲学观，或者遵循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观念；诗人们无论从“兼爱”的观点还是“齐物”的观点出发，从与自然的交往中获得精神愉悦是共同的体验。所谓“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庄子·知北游》）

我们再看《屈赋》：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日将暮兮怅忘归，帷极浦兮寤怀。（《九歌·河伯》）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禀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纷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离骚》）

山川、河流、兰芷、荃蕙、杜蘅、申椒、秋菊、菌桂、霓裳、凤凰，是屈原的忧患意识借以吐纳的对象；在《九歌》中，他汲取了人们赋予民间自然神祗的那种热烈的赞美、推崇、夸张，以及积淀其中的那种生活的忧虑、那种孤独和无助的凄凉，用来诠释面对国破家衰时自己的复杂心境，所谓“贫士失职而志不平”（《九辩》）。不管《九辩》的作者是不是他，但《九辩》的诗人精神是一流的。其中“愿衔枚以无言兮”是那种最终从忧患中超越出来的深层生态学的神秘主义的先锋意识。

秦汉以降，诗人们更是挟“天人合一”、“物无贵贱”、“与天地参”等伦理观念躬身践行，自然成了寄情抒怀的对象，也是人生遭遇坎坷和烦扰逃逸归隐的宿地。

与麋鹿以为群，宿林薮之葳蓁。野萧条而极望，旷千里而无人。……见失群之离兽，觌偏栖之孤禽。怀愤激以切痛，苦回刃之在心。愁戚戚其无为，游绿林而逍遥。（曹植《九愁赋》） 

与曹植相比，陶渊明似乎更真心为自然所折服。对于“久在樊篱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之一）的他来说，栖于其中的田园具有仁的品性，它对人的陶冶也就理所当然了。

绝粒委务，考槃（按：隐居义）山阴。淙淙悬溜，暧暧荒林，晨采上药，夕闲素琴。曰仁者寿，窃独信之。（陶渊明《祭从弟敬远文》）

可以说，陶渊明是中国古代诗人中咀嚼自然与自由的关系的第一人。即便我们说他追求的是一种消极的逃避的自由，但他真正自觉到在宽泛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性的充实；因而他对“真意”的理解颇能给人参禅之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之五）

正是陶渊明开启了唐宋以来山水诗人的心灵。自然可随意识流动：“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自然又可知人冷暖：“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当李白吟：“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峨眉山月歌）时，我们体会的是大自然的宁静，心灵也不免得到净化；当清代诗人黄仲则说：“俏立市桥人不知，一星如月看多时”（《癸巳除夕偶成》）时，我们似乎觉得诗人在内心酝酿着一种大慈悲，个中人的命运与宇宙的关联给人以多重无限的感慨。